文字背后的往事烟尘解读杨绛老王中的不确定性(2)

从前面的内容读者已经知道，老王是个老实人，他知恩图报，内心丰富，把作者一家当作朋友。这次送的香油和鸡蛋应该是老王最后的遗产吧，他知道自己将死，想把自己仅存的一点“好东西”送给这个世界上自己在乎的人，这就是老王说的“我不是要钱”的言外之意。老王要的是这个世界上自己认为重要的人接受自己的情谊，记住自己曾经存在。作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非要给钱，彻底凉了老王的心，这就是作者几年来感到心上不安的直接原因。一生的孤苦，送出的这点香油和鸡蛋关系到老王最后的一点为人的自尊和对人世的留恋，老王当然不是要钱。

作者“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尽管老王的“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作者还是在惊讶和慌忙中用一句客气的话说服老王等他拿钱，可见她当时没有像老王那样把彼此间的友谊看得那么亲近。“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老王被一句客气话说服了，他可能真的觉得作者说的话有理，但不是作者说的“免得托人捎了”这个理，而是老王觉得作者不肯接受赠予，要用钱来交换这份“自己自认为的友情的赠送”的自由权是不能不被尊重的，老王“站着等我”的时候内心应该是悲观和绝望的。作者“记不清”是多少个鸡蛋，这样一包“用钱拒绝了的情谊”怎么能数得清呢。

老王的一生就在作者的视线里随着他滞笨的转身离开而结束了，带着他最无助的孤独，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孤独。作者“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他回家的这一路也许就是生命的最后一段路，带着没有送出去的最后的情谊，行步艰难，内心痛苦。

四、老王病和死的不确定——人性避免不了的疏离

如果没有什么波澜，老王的生活能靠力气这样维持着也不错，但是世事总在变化，载客三轮被取缔后，老王没有力气运送货物，只能靠一位愿把自己降格为“货”的老先生凑合着维持生活。老王很感激，在三轮平板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这么做乘客就能被围住不会 “掉落”，时代仍荒唐，但老王还能勉强适应着生活，只要不出别的差错。可是过些日子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这时候作者便不怎么见老王了。人生就是这样，大家没有特别的关系和相互义务，共同参与的活动一旦改变，就慢慢疏离了。作者和老王毕竟只是主顾和车夫的关系，作者怎么会关心到老王具体生了什么病，吃了什么药呢。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病和死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有多少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生的是什么毛病，为什么出了毛病，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呢，老王的悲剧只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作者最后看到老王是他来送鸡蛋时，作者对老王的印象已经模糊了一些，看到老王很是惊讶，只是觉得“也许他平时没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老王的眼睛“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作者可能没觉得自己家和老王的关系多近，病成这样的老王会来她家，她对老王的印象只是印象，并不很深刻，只能说也许，她也并不知道老王具体哪一只眼睛是瞎的。不是“贵人多忘事”，而是大家都勉强生存在自己的生活里，生活没了交集时，疏离的感觉便嚣张起来。

这其实是老王死的前夕，作者并没想到，一句“你好些了吗？”并没有得到准确的回答，作者也没有追问，只是害怕“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能不能坐牵扯到老王的病情，作者的自然表现是害怕而已。作者 “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她好像已经隐约感觉到老王的病情更严重了。尽管如此，作者是在“过了十多天”“碰见”老李时问老王的情况，才得知老王是在送鸡蛋的第二天死的。作者对回民老王的死“不懂，没多问。”李健吾说“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相反，她有一种缄默的智慧。”[3]作者虽说不清、想不到，不懂也没问一些事情，但那不是冷漠，而是无奈，人最终也逃脱不了命运。

五、钱钟书先生腿病的不确定——往事不堪多回首

关于自己丈夫的腿，作者也只是淡淡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不说更多关注别人，作者或许自身都无法及时知道丈夫的腿到底怎么回事，也或是清楚地知道，只是不想提起。知识分子有能力述说自己的不幸，而那些曾经折磨过自己的最痛苦的回忆到作者笔下却只用了一句淡淡的叙述来表达，就如“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作者心中已没有什么苦难。但这种隐忍并非对荒谬的妥协与退让，而是一种宽容和超脱。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卢翎就评价杨绛说：“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4]

文章来源：《语言研究》 网址: http://www.yyyjzzs.cn/qikandaodu/2021/0307/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