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土工程论文写作问题探讨(2)

李先生的上述做法告诉人们科技文章的语言可以不朴素，可以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

这难免让岩土工程科技论文新作者产生困惑：到底哪一种做法才是可取的？

笔者还是赞同不使用带有感情色彩语言的说法，因为岩土工程科技论文不过是岩土工程科技成果的一种展现和说明形式。 在科技论文中带有感情色彩语言的使用不仅浪费版面和读者时间，有时还是有害的，并把问题复杂化。

比如：上述例子中，李先生认为墙底水压力是退出战斗的‘我军’或‘友军’，是基于墙底水压力方向与挡墙重力相反，但是决定抗倾覆稳定性验算结果的是力矩而不是力，而墙底水压力所产生的力矩与墙背水压力（及墙背有效压力）所产生的力矩同向，故也完全可以认为墙底水压力是 “敌军”。 实际上，他对墙底水压力的定位是错误的，因为违背了一点中的水压力各向相等的原则[2]。 按“敌我友” 论，墙前水压力因与墙前有效压力同向而应视为 “我军”从而归入抗力项，但这恰是他所反对的。

再比如：条分法中，条块底面反翘时滑动力为负值，从而对抗滑有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让它加入抗滑力项还是加入滑动力项？ 如果按李先生的 “敌我友” 论，判断到底是 “我军” 或 “友军”还是 “敌军” 的结果将是各说各话，以前的情况恰好如此：有的让负值滑动力加入抗滑力项，有的让负值滑动力加入滑动力项。 但是在统一而明确的抗滑稳定系数定义 （即抗剪强度参数调整系数）之下，答案却是唯一的[3]。

这些都说明，按 “敌我友” 论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或者说做出的判断无法令人信服。

实际上，军事和政治上判别敌我友有时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而且敌我友是随战场态势和政治上矛盾的变化而变化的，对判别者个人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1927年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文不是每个政治人物都能写得出来的，而同一个阶级在不同时期敌我友的定位是不同的。 对比较具体的一股力量来说，敌我友立场可能因一个小小的偶发事件（甚至口角）而变化，还可能因假投降、卧底、内应、双面间谍让人迷惑。 而在上述岩土工程问题中，只要遵循一点水压力各向相等原则，采用统一而明确的抗滑稳定系数定义，墙底水压力和负值滑动力的定位就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用军事政治概念来分析岩土工程问题会导致问题复杂化，是不可取的。

又比如：李先生对黏土颗粒一般因有结合水相隔而不接触感到可怜，有了这个情感因素就可能会按需取证甚至通过主观臆造来论证黏土颗粒一般是接触的，而忽视李文已提到的科技论文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正确性，包括忽视他本人在李文所在《50讲》一书之第30讲（“再议水压率”）提供的黏性土渗流的示意图（在该图中，黏土颗粒因有结合水相隔而不接触）。

3 关于态度

3.1 李先生所反对的态度

李文说道：“在学术讨论中……在语言上切忌以势压人，语言苛刻、讽刺；不应以狡辩、臆断、上纲、大批判等‘文革’遗风进行学术讨论。 ” 笔者阅读过的文章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李先生在同一部著作（即《50讲》）之第14讲（“有效应力原理能够推翻吗”）中，因认为水压率理论推翻了他笃信的太沙基的有效应力原理，而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是唐朝中后期韩愈对某些人对于李白和杜甫两个诗坛巨匠的一些非议的严肃批评。其实这也是我们对于一个领域的‘权威’的正确的态度：可以超越， 但不可以无视； 可以无畏， 但不可以无知”；“有效应力原理……不是一条树枝，几个蚂蚁就可将其搬走”。

他在同一部著作（即《50讲》）里第1讲（“岩土工程的若干哲学思考”）中，因认为水压率理论推翻了他笃信的太沙基的有效应力原理，而写道：“在土力学方面，一个唯心主义的例子就是对于太沙基有效应力原理的否定。 在我国近年来一直有人‘从事’这个工作……有人提出：u=ξγwh（笔者注：此即水压率理论的核心公式，称为水压原理）。 ”

他在同一部著作（即《50讲》）之第30讲（“再议水压率”）中，在强烈反对水压率理论的情况下写道：“（水压率理论的提出者）目前还谦虚地借用有效应力原理的外衣”，“看来用水压率理论改造土力学的工作还需继续努力啊”； 在他本人对超静孔隙水压力定义提出修改意见的情况下，在表达反对他人提出的孔隙水压力新定义之意见时他写道：“不能在大家公认的名词术语方面偷换概念……偷换概念的结果常常是名为创新，实为抄袭；名为发展，实为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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