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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大师 | 吴文祺：播下“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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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吴文祺被任命为暨南大学校务常务委员，兼任文学院院长。1951年，吴文祺调至复旦大学，此后40余年，一直在复旦任教，先后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副主任、语言研究室主任、一般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当时复旦中文系缺少语言类专业教师，在教学研究上转向以汉语言文字学为主，先后开设了语言学引论、文字学、音韵学、汉语史专题研究等一系列语言学课程。其中，语言学理论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汉语实际，对语言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这些教研活动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也为各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概论的教师。

作为一名语言学学者，吴文祺对于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汉民族共同语等重要问题，都积极地在各种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为一些语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1955年10月，吴文祺随陈望道赴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商讨修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推广普通话问题。根据当时规定，北京话就是普通话。陈望道和吴文祺认为这一规定并不符合普通语言学原理。他们的观点后经专家会议进一步讨论，才有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在日常教育工作中，吴文祺始终注重将语言学理论中国化、传统语言学现代化。他与学生濮之珍一起，培养了多名学生，并把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概论”课程做成了特色精品课程。吴文祺本人并没有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流传，但他和陈望道、张世禄等诸位复旦中文系前辈学者播下的“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种子，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开花结果，形成了优良传统，即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注重阐发汉语汉字的理论，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

在1961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编写计划会议”上，吴文祺被任命为《语言学概论》教材的主编。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撰写《语言学引论参考资料》《语言学专题讨论》等材料，并与陈望道一同商定了编写方针：体现“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精神、“对汉语应特别加强”、“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等。可惜的是，这部教材的编写因后来治学环境变化而中断，文字材料佚失，仅书目存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从《辞通》开始，回到《辞通续编》】

1970年代末，吴文祺的学术工作得以逐步恢复，在继续活跃于语言学教学园地之外，他展开了《辞通续编》的整理工作。

《辞通》是吴文祺父亲朱起凤编纂的大型工具书，收录词类4万多条，计300余万字，与《辞海》《辞源》并称“三辞”。《辞通》有较强的学术性，编纂目的在于“究明双音节词或词组的同、通、讹、变，指明同一词语可以具有的若干种不同的写法”，对古籍整理和阅读，具有工具性和参考价值。1934年《辞通》出版，士林交誉。在此之后，朱起凤仍“目有所见，随手札录”，在零散小纸片上做札记，计有五六十万字，有些是改正前编错误，有些是补充前编书证，也有一些新增条目。在父亲去世之后，吴文祺始终珍藏着这批字迹潦草的卡片。

从1979年开始，吴文祺在助手配合下，耗费六年时间，从父亲留下的卡片札记中整理出70万字，编成《辞通续编》，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辞通续编》保持《辞通》原有宗旨，承袭基本体例，但适当进行了更为读者需求考虑的改进。新增条目组仍以习见写法作为正条领首，其余作为次条罗列于后。所补为次条者，列于正条之后。按语新增或做修改的，也多做注明。新增内容若与《辞通》相互关联，则掇引《辞通》的相关条目，并详细注明见《辞通》某页某栏。《辞通》引书不列著者姓名，《辞通续编》考虑到一般读者的使用需要，对引书注明著者姓名及时代。

《辞通》和《辞通续编》两部著作的的突出特点，是利用音韵的线索把历史上同通讹变的语词分类汇合起来。吴文祺的学术生涯，可谓少年时从《辞通》开始，晚年又归于《辞通续编》。他人生的两端全面参与这两部著作的编撰，与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潜心问学的心性，都是分不开的。朱起凤在《辞通·释例》中写道：“儿子文祺颇究心音韵训诂之学，有所陈述，间亦采录。”并非虚捧。吴文祺有关音韵知识的应用和研究，可参看的留存文章是为评析王力《诗经韵读》而写作的《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他文中对王力上古韵部、照二、照三、双声协韵等的处理作了精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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