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 | 吴文祺：播下“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2)

与一般新文学史著作不同，吴文祺的这两种著作不只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谈新文学，而是把新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整个背景中，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探讨新文学的产生及其形成的必然过程。此外，他以亲身参与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经历，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保有敏锐的思考，提出“文艺思潮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的观念。

在《新文学概要》中，吴文祺开宗明义地写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产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文学的进化，也和社会的进化一样，是由渐变而至突变的。从渐变的过程看，便是所谓进化；从突变的过程看，便是所谓革命。假使没有先前的渐变，那后来的突变也不会发生。而且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因此，我们要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来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

由此观点出发，吴文祺进一步阐释：中国文学的真正变革，应当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算起。他认为康梁等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在文学上却影响甚巨，特别是梁启超，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打破了古文的义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是文体的大解放。梁启超所主张的“古人语言与文字合”，俗语的文学（如语录、小说）胜于古体的文学，大力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都为文学的革命准备了很好的条件。此外，梁启超与夏曾佑、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也对于新文学的产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吴文祺作出明确的判断：“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生的医生罢了。”

在宏观判断之外，吴文祺对文学史的个案的分析也相当精彩。比如，他对王国维、章炳麟、林纾等人的分析，在后来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也具有典范意义。吴文祺是最早搜集王国维佚文的学者，收录的几篇轶文收入郑振铎选编的《晚清文选》，对抢救流布王国维的作品颇有贡献。他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等文章里，首次标举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是戊戌文学运动有所前进的路标。时隔半个世纪左右，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还引述了吴文祺文章的不少内容。关于章炳麟对待新文学的态度和影响，吴文祺的看法是：章炳麟虽然不一定赞成新文学，但对新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首先，他的修辞立其诚、力戒浮夸的主张，为其弟子钱玄同攻击“肉麻词藻”“垃圾典故”之本；其次，他认为古代言文合一，典谟训诰在古代都是白话，这对抬高白话的地位起了作用；第三，他看不起桐城派、《文选》派，而钱玄同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扬起批判的旗帜，有助于扫除文学革命的障碍。总体而言，章炳麟替古文放出了最后的光芒，又给新文学运动以极大的帮助，其弟子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锋，实非偶然。吴文祺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独特见解，与其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判断也是一脉相承；而他注重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承袭关系的学术视野也开创了当时新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40余年语言学教研生涯】

1941年，日伪政府所办大学请吴文祺赴任教授。他坚决拒接，并改名换姓，开设了一家云裳旧书店以维持生计。其时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马叙伦为此写条幅赠与吴文祺：“细雨蒙蒙欲染巾，独行不是为寻春。陌头门闭花千树，撩出杨丝绾甚人。”

抗战胜利后，吴文祺出任《前线日报》副刊及《时事新报·学灯》的主编，又在暨南大学继任中文系教授。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做了许多工作，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语言的化装及其他》《从“胜利月饼”谈起》《应严惩为虎作伥的保甲人员》《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纪念五四运动》等笔锋犀利的文章，都表达了他追求进步的奋斗精神和振兴中华的热切渴望。

1949年1月，国民党策划将暨南大学迁往台湾。学校教授们得知消息后，团结起来组成教授会，阻止迁校计划。吴文祺与刘大杰、刘佛年等教授秘密会商，召开国立暨南大学教授会成立大会，与会教授有近90人，吴文祺被选为监事。教授会成立之后，与进步学生合作，参与校务决策，开展了“反破坏、反迁校”护校活动，教授们的奋力斗争，为暨南大学最后能完整回到人民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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