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话语下的语言污染(2)

在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集团用他们的极权编织出了一套“战时语言”，并使其德国漫开。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维克多·克莱普勒看来，“纳粹最大的影响力不是来源于一个个演讲，也不是通过大量的传单或者旗帜实现的，不是任何人必须有意识地思考或者有意识感受才能吸纳的东西接收的信息，纳粹主义是通过一句句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和血液之中的。”②希特勒集团就是通过篡改词语本意、滥用词语，错用词语，并且不断重复这一套话语去控制大众，他使这套话语常规化和系统化地出现在媒体上。渐渐地，纳粹非人道的、颠倒黑白的语言就成为合理的陈述替代原来的话语体系并进入到正常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隐性的权力。大众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如同进入一个环形监狱，这套战时语言笼罩着每个人，纳粹无须监视大众的行为和话语，他只要不断传播这套话语就能将自己的恶行合理化、浪漫化，并且规训大众。斯通纳在《语言与沉默》中就举了战时作家的例子，那个时候大多数作家选择了流亡，他们清楚地知道德语在发生着什么，只有离开才能捍卫德语。而那些留下来的德国作家无法躲避语言污染的命运，他们有些成为“雅利安文化”官方的走狗。有的到最后丧失了清晰的表达能力。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众媒体营造的世界就是福柯笔下的环形监狱。科技革命之后，电视网络的发明让我们认同其“科学性“和“进步性”，大众在使用它们时，其实也是被他们生产出来的话语塑造着。在今天，大众媒体上生产出来的话语会不断告诉你，什么是流行，什么是美丽，流行是拥有某一款包，美丽是拥有某个品牌的口红……这就使得人对物的消费等同于个体价值，这样的一套语言是资本主义与大众媒体的合谋，当我们认同其合理性并且在被社交媒体、电视广告、生产的语言包围时，人们似乎就进入了福柯的环形监狱中。其次，它生产的语言也对个体进行了无形的控制，比如，那些不懂网络热词的人会被认为是“过时的人”，这时候话语则带有隐性的权力，不在这个话语之内的人就会被排斥，个体需要融入集体就要学会这样一套语言，而当个体进入这套语言体系中，当然也会作为传播话语的一个传播源，去加强这套话语的影响，形成一套权力话语去控制我们的身体和行为。当今的语言污染现象就从这套大众媒体的话语权力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不仅是简单的、单一的，还是粗糙和暴力的。因此，文学语言在大众媒体这套语言体系之下渐渐式微，大众媒体的语言和文学语言是疏离的，甚至在大众眼中，文学语言是在此语言体系之外的，不被需要的。

从纳粹极权下的第三帝国语言污染，到现代社会大众媒体下的语言污染，第三帝国的极权和大众媒体的合理性都在不断生产出一套语言，大众都受制于并使用这套话语体系，不断重塑其正规性使其合理化制度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人的思维的改变，人存在的世界的改变，我们无法逃脱福柯笔下的权力所构建的话语的世界，如同身处环形监狱，不断被体系化的话语所监视与规训，但保持清醒保持质疑，规避使用不合理的语言却是个体可以做出的努力，“二战”时期，纳粹分子极力挽留托马斯·曼，希望他对帝国主义文化带来荣耀和光彩，托马斯·曼本可以留下，但是他拒绝了，他觉得只有流亡才能使得德语逃过毁灭这一劫。离开德国的时候，波恩大学取消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致波恩大学的公开信中，他说道：“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维护一种语言及其纯洁性的责任，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精神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有一种美学上意义，也有对于语言的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类的责任……”③

①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②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红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页。

③〔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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