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 | 张世禄：奠定中国现代语言学科学基(3)

打破“洋框框”，致力语法学的本土化创新

张世禄是语言学界引进西学的先驱，但在他的治学道路上，面向汉语实际、注重汉语的民族特色是他一贯的主张。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他与同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的陈望道、郭绍虞共同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道路，为语言学的复旦学派奠定了宝贵的传统。拨乱反正后，步入耄耋之年的张世禄不顾年老体迈，着手进行“自我抢救”的工作，“为祖国的语言科学再作努力，以尽绵薄之力”，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便是大学汉语教材《古代汉语》。他将研究方向转向语法学，通过一系列专论和演讲的形式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语法理论体系，为长期在洋教条束缚下裹足不前的汉语语法学研究注入了生机。

《古代汉语》

1980年，张世禄发表《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一文，他直言不讳地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抄袭西洋语法学理论而建立的汉语语法学提出了批评，“有时发现一些汉语语法的特点，觉得为西洋语法学上不能概括的，就陆续加以增添补缀”，其结果是语法体系越来越烦琐和难懂难记，不利于普及文化和工农大众学习。因此，要精简当前的一些“学校语法体系”，首先“要打破许多洋框框的束缚”，张世禄将其归结为在词类、结构形式和句子类型三个主要方面的“三根绳索”。他还多方面地论及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汉语语法特殊理论问题，比如，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被汉语语法分析视为“金科玉律”的以形式为纲的西方语言分析原则，提出“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不是属于语法结构形式”这一新颖的命题，这些论点对当时的学界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在当代中国语言学者中，如此鲜明地向积重难返的传统语法观念挑战，张世禄先生是第一人。”申小龙至今仍对读书时先生的一场关于语法的学术报告记忆犹新，“当时先生年事已高，由青年教师搀扶着走上讲台，在如此高龄还能提出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这在他的同辈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学术勇气我们都非常钦佩。”

1985年，张世禄出版了凝结其毕生研究成果之精华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他在“前言”中写道：“语音在语言学中物质性最强，与自然科学联系较紧密，各民族的语音规律往往有相同之处，所以学习汉语语音时，宜多多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至于语法，民族标志的作用特别显著，所以研究汉语的语法时不应当生搬硬套西洋的语法学。至于词汇，它的性质和基础，我认为是介于语法和语音之间的，所以有一部分可以参考西洋词汇学，另一部分必须强调汉语的独特性，不应当一味模仿西洋语言学。”这是他毕生语言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也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树立了标尺。

《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

给研究生上的第一课，是从“逐出师门”的教诲中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世禄一生发表的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为学术争鸣而作，如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文法革新”讨论的《向哪儿去开辟中国文法学的园地——敬答光焘先生》，针对周祖谟先生《汉语词汇讲话》而作的《词义和词性的关系》（1956），以及《古汉语里的偏正化主谓结构》（1959）《汉语词源学的评价及其他——与岑麒祥先生商榷》（1963）等等。实事求是、敢于争鸣是他的治学原则，在学术问题上，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他却出奇地“倔强”——上世纪60年代初，语言学界出现了“语法”与“文法”术语之争，陈望道校长出于本土化的考量力主“文法”，但张世禄根据术语使用的社会性原则，坚持“语法”。

这样的治学态度也一以贯之在张世禄对学生的教导和要求中。学生李行杰记得，1962年他和朱庆坪考取了张世禄的研究生，在先生的寓所客厅上课。第一次上课，张世禄指着墙上其胞兄、在美术界与徐悲鸿齐名的著名画家张书旂的花鸟画对学生说：“为这幅画，一名很有才华的学生曾被家兄逐出师门。”原来，这位学生有次近半年没交作业，最后交的却是这幅花鸟画的临摹品，临摹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学生期待老师的称赞，不料张书旂勃然变色，斥责道“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没出息。你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有什么意思？至多成为又一个张书旂，可是张书旂又算什么呢？”就这样，这位学生被断然逐出了师门。“我们做研究生的第一课，就从这‘逐出师门'的教诲中开始。”李行杰说，“在以后的几年中，先生反复告诫我：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不要轻信别人的结论，即使是老师讲的，也不能全认作真理，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令李行杰颇为感动的是，一年后朱庆坪因眼疾休学，只剩他一人听课，但先生还是专门写了《等韵学讲话》的讲稿，雷打不动地每周二晚上为他上近四个钟头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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