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 | 张世禄：奠定中国现代语言学科学基(2)

《语言学原理》

上世纪20年代起，张世禄先后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校、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无锡国专、光华大学等校任职。在当时，因为张世禄在学界极高的声望，国民党政府一直试图拉拢他。上世纪40年代，为逃离汪伪政府构陷，他携新婚妻子张瑞云离开上海到西南各省，在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中仍潜心问学、笔耕不辍。据张瑞云的回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大儿子刚满周岁，女儿又出生了，一家人生活十分艰辛。吃的是夹有沙子石子杂粮的糙米饭，睡的是高低不平的硬板床，用的是一块破板两只长凳搁起来的‘写字台'。白天张世禄备课编讲义，或上图书馆钻研业务，晚上就在小碟子加上三根灯草的油灯下翻译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操持家务的她稍有空闲就用布兜背着老大，抱着老二出门游荡，只有这样才能让仅10平方米的租房安静下来，让张世禄静心工作。”（申小龙，《张世禄全集》前言）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当局已替他准备好飞机票，劝他到台湾去。但他却坚定地选择留下来，献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1947年，张世禄曾作一首《自嘲》诗：“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那年他45岁，正走到人生旅途的一半，许多人说，此诗是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他后半生的预言。

回应时代需要，为普及语言学知识“雪中送炭”

解放后，张世禄先任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诗律学等课程，悉心地培育学生。上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斯大林有关语言学理论著作的输入和推广，张世禄意识到“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汉语语言学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汉语发展的内在规律。

当时，国内学界研究语法者多，研究词汇者少，而词汇恰恰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薄弱环节。于是，张世禄将目光转向这块荒芜的角落，发表《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普通话词汇》《小学语法修辞》《现代汉语》（与胡裕树等合编）等著作，以及《词义和词性的关系》《汉语历史上的词汇变化》等一系列论文。其中，《现代汉语》中的词汇部分是他数十年词汇研究的结晶，其中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论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同义互训词理论、基本词理论和类义词理论。在申小龙看来，先生词汇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将词汇学研究和传统训诂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为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也为汉语词汇研究突破西方词汇学的传统模式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世禄的词汇学著作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中小学语文教师和普通读者所作，如《谈文学语言的教学问题》《怎样正确地认识同音词问题》《怎样阅读古典作品》等论文，这些文章一改往常语言学著作的艰深晦涩，文字简明、深入浅出，并且直击语文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为语文教育的改进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为回应文字改革的时代需要，张世禄连续发表《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汉字的改革和简化》等多篇论文，就汉字拼音化的意义和作用解群众之所惑。事实上，像这样面向大众的语言学普及是张世禄一生非常重视的工作。在他的著作中，普及性著作占一半以上，解放以后所作的论文中，这样的文章占到了百分之八十。正如学生胡竹安所说，“先生是学术界的权威，但他并没有某些学者那种不屑眼睛向下的高傲。相反，他看到国内语言学知识普遍贫乏的现状，认识到提高先得要有一个普及的基础，学问只有面向群众才有真正的意义，因而把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尽先用在‘雪中送炭'上。”（胡竹安，《世禄先生在普及语言学知识方面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与王力在北京大学的汉语史课程几乎同时，张世禄在复旦也开讲“汉语史”课，当时全国开设这门课的就是这两家。1956年，王力出版了我国研究汉语历史发展的第一本专著《汉语史稿》，而后多次再版；但张世禄的汉语史教材却因为历史原因而长期湮没无闻。在5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张世禄全集》整理工作的开展，尘封多年的《汉语史讲义》终于重见天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光磊认为，这部著作从上古甲骨文字到现代五四时期汉语言，全面检点研究了4000余年汉语史，堪称是继王力《汉语史稿》后又一部汉语史研究的鸿篇巨著，是中国语言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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