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困境与出路(3)

实际上，西方一些学者早就意识到了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很是注重吸收和借鉴东方的古典文化成果，如海德格尔十分注意吸取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道家哲学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德里达对汉字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萨丕尔对汉语语言的节奏和美学特性大加赞扬。

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第二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要实现研究传统的回归与继承。任何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只有立足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中国古典文论是一个十分广大而富饶的领域，极具民族文化特色，亟待我们去研究开发和继承。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有关诗歌语言的理论最为发达，产生过大量有关诗性语言的论述，这些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西方古典文论无法企及的，仅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闪耀着思想光辉的理论观点。例如，《论语》中有“不学诗，无以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情欲信，辞欲巧”这样的论述；《道德经》中有“大言希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中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墨子·非命》中有“先质而后文”；《孟子·公孙丑上》中有“知言养气”等。先秦诸子的论述有些虽不专指诗性语言，但对后世诗歌创作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深入研究。

除综合研究外，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科的整合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学者，如王汶成［11］等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正尝试着将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划分为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认为形式主义、新批评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学派主要运用的都是语言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考察和研究文学语言的时候主要是以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文本为研究的本体和对象，不涉及其他，如形式主义重点考察的是文学语言和文本异于日常语言的特征；结构主义关注文学语言在聚合和组合关系上异于其他语言的特征。非语言学方法的学派包括接受美学、文学解释学、社会历史学派以及女权学派等。这些学派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与语言之外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接受美学和文学解释学强调的是文学语言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历史学派关注的是文学语言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学语言研究进行整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本研究认为将文学语言研究划分为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似乎稍显繁琐，且在逻辑上有自相矛盾之嫌。我们的观点是尽量做到理论简化，取消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之对立，可以将文学语言研究纳入到语言学科里来进行。因为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科发展迅速，已然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语言学科已然实现了与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足以为文学语言研究提供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12］。反过来看，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更好地促进语言学科的发展。例如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语言属于特定的语域，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语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主流的体裁，文学语篇之间具有主体间性和互文性，如能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文学语言研究进行整合，则无疑是对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事实上，将文学语言研究并入到语言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命名为文学语言学，使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除可以与语言学科进行整合外，文学语言研究还可以实现与很多其他学科，如美学、社会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的整合，从而建立起更多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学科的整合将更加有利于文学语言研究科学合理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文章来源：《语言研究》 网址: http://www.yyyjzzs.cn/qikandaodu/2021/0512/917.html